进入2015年5月,中共经济下行压力趋势持续加剧,李克强此前曾多次召开会议督促政令政策改革,但遇到不小的阻力。
4月22日,为推进简政放权改革,李克强为首的中共国务院提交修法提议,涉及行政审批项目、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、价格改革等三大类事项,共26部法律70多个条款。但被张德江为首的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们以〝审议时间仓促〞、〝一次性审议通过不严肃〞、〝关系到对代表审议资格的尊重〞等理由予以拒绝。
再早,4月21日,李克强还主持召开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,为打破原来文件在处长、司长那里一层一层地〝画圈〞痼疾,强调新制度:〝常务会通过的文件,如果由部门联合印发,7天内必须下发;如果由中共国务院印发,没有重大修改意见的7天以内必须下发,需要协调修改的10天之内必须下发。〞
外界认为,中共体制本身原因加上敌对派系故意掣肘,造成面临经济形势不断紧张局面的李克强仍然很难突破〝政令难出中南海〞僵局。其实,类似的改革难度,在朱鎔基任职中共国务院总理时期,也同样出现过。
据《新京报》2013年3月报导,凡是涉及到中共放权与削权的改革,也就是公权力〝革自己的命〞、让出自己的〝饭碗〞的时候,中共官场都势必陷入部门利益博弈局面。
报导称,1982年至2013年的7次中共机构改革中,每一次都选择在政府换届之年。一位专家表示,一方面换届之年也是开局之年,同时一些部委官员退休,可减少改革阻力。
报导举例,《朱鎔基讲话实录》中曾描述机构改革阻力。书中介绍,1997年年底,朱鎔基找几十位中共部长逐个谈话,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,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鎔基过度疲劳,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。
曾担任中编办副司长的尹光华在接受《中国改革报》采访时说,中共的一些部委总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。你这样改,他那样改,结果,即使方案本来是一件完整的西装,征求意见一圈下来,也只剩下一个坎肩了。
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评论说,中共部门利益博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机构改革形成〝精简——反弹——再精简——再反弹〞怪圈。
外界认为,在中共体制下形成的顽疾,唯一能治本的方法只有抛弃中共。所以不管是朱镕基或者本届习李政权,可能可以对一些痼疾动刀,但精疲力尽也无法治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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